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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兰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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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意境玲珑,境界虚空,心灵澄明--重读《离骚》  

2010-08-07 18:09:49|  分类: 老外公麻辣味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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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玲珑的意境,虚空的境界,让人心灵澄明。

   为此,有人称《离骚》是一部蕴含了巨大审美内涵的心灵史诗。《离骚》被称为心灵史诗,主要体现在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的两次重大抉择中:在人生态度的抉择中,诗人否定了消极出世的道家人生态度,而肯定并决心遵循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对于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远大理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这个重大人生问题的艰苦探索。接踵而至的生死抉择则是一个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的抉择:诗人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放弃远大理想,向黑暗现实妥协。人生态度的抉择深刻反映了诗人彻底的理性精神,而生死抉择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崇高的道德精神。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石。 

一、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

生命有限,有生即有死,本是自然界的铁的事实,但是人们迫切感受到这一点并为此而焦虑,则是个体意识产生,特别是关于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打开《离骚》,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如同阵阵烈风,立即扑面而来: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之后才是写希望君王“抚壮弃秽”,为王“导夫先路”的壮志和抱负。接着,在叙写自己忠心事王而王悔遁有他,群小乘机贪婪竞进之后,又写道: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是在第一大段中,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第二次咏叹。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抒写日月不居,时不我与的紧迫感,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的话,那么,第二次则更进一步,从老之将至而修名未立,引出了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诗人心理的这个深刻变化,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感情内涵,并完全有其人生经历,特别是政治斗争经历的根据。

屈原对川流不息的时间巨流之所以如此焦虑,是因为他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如何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质上是一个人的人生观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普遍问题以及人类文化、文明的根本问题。《离骚》正是建立在这个“普遍”和“根本”问题的基础上,因而具有了广阔的背景、宏大的主题和深邃的思想,并因而赋予作品以全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这或许才是《离骚》赢得千古绝唱美誉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上征求女”——儒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

战国时代,关于个体生命和人生观的思考主要有两种:一种人生观关注人的社会存在,看重的是人的社会价值,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人生的价值。显然,这是儒家的人生观。另一种人生观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在宇宙中的存在,看重的是人在宇宙中的绝对精神自由。要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就要彻底摆脱功名、利禄、权势、地位观念的束缚,也就是通过远离社会现实,使精神超越功利、世俗乃至自我,达到悠游自在的境地。显然,这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生观。

在《离骚》第一大段中,诗人内心围绕着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即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人生态度和远离现实退隐求全的人生态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两种人生态度究竟依从哪一种,两条人生道路究竟选择哪一条,直到第一大段结束,也没有给出答案。这些,即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其斗争结局等内容都是在第二大段及以后的篇幅中逐渐展开。

现在,让我们先看“上征求女”过程中诗人的具体心态及其所体现的人生态度的儒家人生观特征。

“上征求女”象征着向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亦即诗人的人生价值的寄托之地进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神圣行程,所以,其心态除了前面所说的迫不及待的急切心情及其所体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之外,还表现出极为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执著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形之于诗,则是“吾令……”,“吾命……”式的命令式句式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并贯穿于“上征求女”过程的始终,例如:“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余”,“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不难看出,在“上征求女”过程中,为了实现远大理想,达到既定目标,诗人驱使龙凤,喝令人神,驰骋于四海八荒,十分突出地表现出积极奋进的人生态度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这种态度和力量使诗人雄心笼罩宇宙,精神超越古今。

当然,随着“上征求女”途中情况的变化,诗人的心情也是有起伏的,这形成了“求女”过程中诗人心态的多层面特征:既有畅意追求的欢乐和喜悦,也有前行受阻带来的另一种心态,如对于天庭溷浊、黑暗的愤懑,对高丘无女的悲哀,对无礼行为的厌恶以及对于抛开媒人“自适”的犹豫和狐疑等等。而这一切始终紧紧围绕着理想能否实现,生命价值能否提升这个主轴:为追求理想和提升生命价值而欢乐,也因追求理想和提升生命价值的奋斗遭受挫折而痛苦。而是否坚持理想和提升生命价值,最终关系到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和恐惧能否减轻和消解,关系到积极人生态度和人生观的确立。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征求女”过程中每次失败之后都要对于黑暗、腐朽、混乱的现实作一番抨击和批判。因为诗人深知,他所从事的变法改革之所以失败,梦寐以求的“美政”理想之所以化为泡影,完全是因为朝中腐朽贵族集团的破坏和反对。这一点对于诗人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内心深处抹去,即使是在“上征”天国的幻想中,诗人也根本无法忘情于此。这说明诗人虽遭失败,但并没有失望;理想之火还在燃烧,所以也就不可能忘怀现实:即使是“上征”天庭,心也仍然留在地上。

从上面所说诗人在“上征求女”中所体现出的人生的终极寄托,对于现实的关怀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来看,显然具有将人生价值寄托于人生理想的实现,将个人融入社会的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观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肯定,这个以诗人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上征求女”部分,始终贯穿着儒家人生观的基本精神,是儒家人生态度在幻想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和艺术写照。

三、“远逝自疏”——道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

与“上征求女”所体现的儒家的积极人生观相反,“远逝自疏”则是以幻想的方式反映了放弃理想,回避矛盾,超越现实功利,求得精神解脱的消极的道家人生观。

首先,与“上征求女”具有明确的追求目标不同的是,“远逝自疏”没有任何的既定目标,也不追求任何理想,而完全是轻松自在的遨游娱乐。

诚然,“远逝自疏”开始之前,灵氛为诗人占卜时说:“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汝?”诗人自己也说:“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以求女。”仿佛“远逝自疏”与“上征求女”一样,目的也在追求什么;但从诗歌的实际描写来看,并非如此。“远逝自疏”部分从头至尾,所写的都是乘龙驾凤的飞行以及飞行过程中的悠游自在的心态,而没有任何关于追求理想目标的内容。这只要与“上征”过程中的“求女”内容加以对比,就会十分清楚。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钱澄之说:“远逝”“不似向者之汲汲于所求也。向者志在求女,而浮游皆属有心;此则志在浮游,而求女听诸无意”。又说:“从前之游,上下求索;此直周流观乎上下,无所复求,志在远逝以自疏而已。”(钱澄之《屈诂·离骚》)这就是说,在灵氛的占卜劝告下,诗人确实曾一度产生过“求女”的想法,但实际上,诗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放弃了“求女”的目的,做了一次没有任何具体追求目标的神游。

正是因为如此,“远逝自疏”也就没有“上征求女”过程中的那种紧迫感、挫折感及由此带来的痛苦和烦恼。“远逝”途中也有几次转折,但都一帆风顺,畅行无阻。至于“远逝”途中所遇到一些困难(所谓“路修远以多艰”),与“上征”途中的挫折和失败完全是两回事,不应当将它们等量齐观。

其次,“远逝自疏”途中诗人完全忘情于世,丝毫没有现实牵挂和现实关怀,表现出彻底的“出世”特征。如前所说“上征求女”过程中每次失败之后都要对于黑暗、腐朽、混乱的现实作一番抨击和批判,说明诗人根本无法忘情于现实。“远逝自疏”则完全相反,由于诗人已经完全放弃了理想追求,因此整个“远逝自疏”过程中也就没有任何现实牵挂,“其惟奏《歌》舞《韶》,假此日以娱乐乎?盖不复以国事关心矣。”(同上)对于破坏和反对他变法改革,阻碍他实现“美政”理想的腐朽贵族势力再也没有任何抨击和批判,曾经引起他无限关注和忧虑的国家前途和命运也完全被置之度外,更不要说个人的成败得失。对于现实和人生态度的这种变化,诗人用“吾将远逝以自疏”来形容。“自疏”,自我疏远,前人多解为疏远君王,这虽然不错,但并不准确。实际上,“自疏”是疏远君王,更是疏远现实,回避现实矛盾,是非、善恶、正义非正义乃至国家存亡、个人得失,总之,人间的一切都不再是关注的对象,由此使自己完全达到道家所向往的精神境界。

由于“远逝自疏”没有什么现实的牵挂、期许和所求,因而也就没有挫折、失败的痛苦和烦恼。诗歌的具体描写说明,“远逝自疏”志在遨游娱乐,途中只有“自疏”的欢乐和畅意。

由于心态不同,相应的,“远逝自疏”部分的句式与“上征求女”部分也有明显的区别,“远逝自疏”途中虽也驱龙驾凤,但却从不用“上征求女”部分中常用的“吾令……”,“吾命……”这类体现进取精神和紧迫感的命令式的句式,而多改换其他的说法,如“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词气与“上征求女”部分明显不同,而呈现出一片从容、自适的气象。这不能不说与“远逝自疏”时的轻松自适和愉悦的心境有直接关系。

四、与庄子笔下的道家人生观的比较

对于“上征求女”是儒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估计不会有什么疑问,而把“远逝自疏”作为道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在庄子看来,功名、利禄都是对于个体生命的束缚,也是人生一切痛苦、烦恼的根源,因此应当彻底予以否定。显然,这种主张远离现实,超越功利,以个体生命的“自由”,彻底消解人生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的人生观,是一种消极无为的处世哲学。

将屈原在“远逝自疏”中所体现的放弃理想,超越功利,摆脱现实矛盾以及由此而达到精神自由和愉悦,与庄子所追求的绝对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其精神和思想实质是基本一致的。不止如此,屈原“远逝自疏”所体现的人生观与庄子所倡导的道家人生观在具体的外在形态方面也完全相同。在庄子的著作中,凡是说到至人、神人和圣人的“无待”人生观时,无不是在飞行状态:或乘风飞行,或驾龙凤,或骑日月。再从分说的方面看,《齐物论》:“至人神矣……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这是至人的情况。再看神人,《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看来,为了表现“无待”人生哲学的神秘性和超脱性,庄子都给他们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腾云驾雾,骑日月,御飞龙。而屈原的“远逝”在外在形态上与上述至人、神人和圣人飞行状况完全一致,也是驾龙凤,乘云气,高飞天际。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只能证明以乘云气,骑日月,驾龙凤,表现“无待”人生哲学的神秘性和超脱性,可能是当时的一种通行的思维方式。

总而言之,屈原在“远逝自疏”中所描绘的遨游娱乐,实际就是庄子所追求的绝对精神自由,二者都是道家人生观所向往的人生境界的具体表现。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在表现手段上:庄子是用故事和哲学的语言从理论方面加以概括,而屈原则通过艺术的想象,运用文学语言进行具体形象的描绘而已。

五、屈原的精神和品格: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结合

人生何去何从,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生态度在诗人内心掀起激烈的冲突狂潮,直至在“远逝自疏”中从天上忽然望见自己的旧乡,才告结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歌急转直下,两种人生态度的激烈冲突也戛然而止:心灵的天平立即向着积极的儒家人生哲学倾斜,而把道家出世的人生态度抛到九霄云外。就这样,诗人进行了一次人生态度的抉择——诗人自己提出的关于人生方向的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终于又自己得出了明确的答案。

出人意料的是,在人生态度的抉择之后,紧接着又是一次更为艰难的抉择:生与死之间的抉择,这就是结尾“乱曰”所写的对自己人生归宿的设想。

诗人否定了道家人生态度,决意依从儒家人生态度而回归现实之后,立即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诗人与楚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之中,并面临新的人生难题:要坚持远大理想和道德操守,必不见容于世;要见容于世,就要放弃理想,降志屈节。就这样,诗人又一次被置于两难的现实处境之中。但是,面对这个更为艰难的生死抉择,诗人却重语轻说,显得非常平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宁可付出生命,也绝不放弃理想,向黑暗的现实妥协。显然,这个负载着宝贵生命及其全部价值的短短两句话,绝不是逞一时之快的愤激之语,而是发自崇高心灵深处的抗争和呼唤,也是诗人道德精神实践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个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的抉择,把人的尊严和理想的价值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次抉择即生与死的抉择,实际上是第一次抉择的继续,是他所选择的人生态度在生死问题上的必然反映:如果说,第一次抉择即人生态度的抉择,表现了屈原彻底的理性精神的话,那么,第二次抉择即生与死的抉择,则突出表现了屈原崇高的道德精神。

儒家人生态度和道家人生态度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春秋战国时代,正确分辨二者的是与非,作为人生道路的指导原则,并非容易之事。诗人最终拒绝、否定了道家人生观的诱惑,而肯定、选择了儒家人生观,无疑是高扬理性精神,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儒家人生观都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人生哲学。通过立德、立言和立功,实现人的社会价值,不只使人生有所寄托、有所作为,同时可惠及众生,有益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就是说,儒家人生观能够将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协调起来,最终使个人融入历史,这一点对于执著于追求理想,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价值的屈原来说,当然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道家人生观恰好相反,它虽可使人陶醉于精神的绝对自由,但由于彻底否定了个人功业,消解了生命价值,而将人生归于虚无,不仅使人无所作为,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发展。由于道家人生观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它所宣扬的超越现实的绝对精神自由,实际上也只能是一种幻想。这说明,屈原对于人生态度的正确抉择本身,就是对于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蒙昧、荒谬思想的否定,而闪烁着理性批判精神的光辉⑦。正是这一点使屈原对于“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超越了一般的思想家,而达到了时代思想潮流的前沿和空前的历史深度。

在诗人的第二次抉择即生死抉择中,黑暗势力依旧,诗人却与以前不同:人生态度的抉择,对于诗人来说如同一次精神炼狱,不但更加坚定了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理想抱负,而且也使自己崇高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操守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因而更加强了他对于人生追求和选择的信心。所以,当诗人面对第二次抉择时,没有任何犹豫和动摇,集中而完整地展现了一代伟大诗人的道德精神风貌:那就是守卫纯洁品德和美好人格的高尚节操,宁死不屈地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对于社会理想生死以求的追求精神以及珍惜生命的社会意义,将个人融入历史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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