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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兰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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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一)(作者 陈恩林)  

2010-09-01 21:57:37|  分类: 星际漫游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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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预自号“《左传》癖”,是晋代研究《春秋》、《左传》的名家。他以《春秋释例》、《春秋经传集解》两部著作与《春秋左传序》一篇论文奠定了在《春秋》学界的地位。本文不准备全面评价他的著作,只拟对他《春秋左传序》中提出的“三体五例”问题谈几点看法。勿庸讳言,这是一个经学史上的问题,在古今探讨《左传》“义例”的著作中,对此都有论及,但大多都缺乏全面性、系统性。自今日看来,儒家的经学问题往往也就是历史文献学的问题。所以我们澄清杜预的“三体五例”说,对于深入认识《春秋》、《左传》两部史学著作,是大有裨益的。

 杜预的《春秋左传序》是他学术成就中的精彩一章,写的气势恢宏,文彩飘逸,很受学术界称颂。近年,沈玉成、刘宁两先生著《春秋左传学史稿》一书,盛称杜序是“最早关于《春秋》、《左传》的论文”,“是对东汉以来古文学派意见的一次集中概括”,是“杜预《左传》学的纲领”。[1]沈、刘两先生之说不为过誉。杜序阐释编年史的体例,历数《左传》作为儒家经典的由来,总结汉、魏左氏学成就,比较《春秋》三传优劣等,都有独到之处,对于后来《春秋》、《左传》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杜序中提出的“三体五例”问题,则谬误很多,对之不能不加辩诘。

 杜序用很长一段话来专门谈“三体五例”问题: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

 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杜预文中所谓“发传之体有三”,即“发凡言例”或曰“发凡正例”与“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者,就是“三体”。所谓“为例之情有五”,即“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就是“五例”。杜预认为“发凡正例”乃是“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新意变例”是孔子遵周公之典“起新旧发大义”所创立的义例;“归趣非例”则是左丘明因“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故曰“非例”。在杜预看来,只有《左传》所载的“三体五例”才是解释孔子《春秋》的关键。依此推寻“经传,触类而长之”,方能得《春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

 杜预的“三体五例”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信以为孔子《春秋》是依周公旧典抄胥史策旧文而成的。如唐刘知几云:“《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又云:孔子“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2]等等,皆承杜预之说。故清儒皮锡瑞评论杜序云:“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变例少。若此,则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故唐时学校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3]杜预“三体五例”说的提出,并没有汉、魏传统《左氏》学说为依据。仅是他个人的杜撰。他杜撰此说的唯一根据是《左传》昭公二年的一段话:“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杜预注:“《易象》,上下经之象辞;《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又云:“《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旧典、礼经。”并借此推论说:“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不难看出,杜预所谓的“三体五例”说,就是依靠这种层层推论的方法而建立起来的。皮锡瑞曾批评他说这是孤证。[4]我认为这连孤证也不能构成。因为,《左传》只能证明韩起在鲁国参观了太史氏藏书,见到了两种重要典籍:一为《易象》,一为《鲁春秋》,感受到了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的历史气氛;而不能证明《易象》与《鲁春秋》是“周之旧典、礼经”,《春秋》是“遵周公之典以序事”的,更不能证明《易象》与《鲁春秋》就是“文王、周公之制”。因此,杜预依据这段材料提出的《左传》凡例正是“周公之遗制”,孔子作《春秋》是“周公之志,孔子从而明之”云云,都是主观臆测,不足信据的。

 杜预的“三体”说提出以后,受到了历代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激烈批评。唐代《春秋》学者赵匡批评说: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又云:“平地尺为大雪。”若以为灾沴乎?则尺雪丰年之征也。若以为常例须书乎?不应二百四十二年唯两度大雪。凡此之类,不可类言。[5]赵匡的批评很中肯。对于这一点,连为《左传》作疏的孔颖达也不能为之辩护,云:“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6]继唐人之后,宋代《春秋》学者刘敞,王皙、叶梦得、吕大圭等也都对杜预的“三体”说有所批评。如《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依此凡例,《春秋》僖公十八年载:“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滕子婴齐应是无道昏君。但事实并非如此,《春秋》所称宋人实为宋襄公。宋襄公为图霸业而执婴齐,又令邾文公执鄫子,并“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7]此传例与《春秋》经文明显不合,杜预为之弥缝说:“称人执者,宋以罪及民告。”刘敞批评道:“宋人执滕子婴齐。杜云‘称人执者,宋以罪及民告’,非也。宋为无道,诬人之君以告诸侯,而《春秋》不为辩,则是《春秋》同其恶也。”[8]刘敞经对传例进行研究之后进一步指出:“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然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9]刘氏所言是对的。所谓《左氏》传例,既非周公遗制,亦非孔子变例,而是左丘明“自用其意说经”。因为左丘明未从孔子“口授传旨”,所以其说多与《春秋》违异,自在情理之中。王皙批评《左氏》传例说:“《左氏》云:‘国逆而立之曰入’者,则郑伯突入于栎,且杀檀伯,岂国逆乎?云:‘复其位曰复归’者,则卫侯朔复于卫,何以不言复归?云:‘诸侯纳之曰归’者,则蔡季自陈归于蔡,乃蔡人召之,岂诸侯纳之乎?云:‘以恶曰复入’者,盖见栾盈、鱼石唯此书复入,故云尔。夫书其出奔,又书其复入,皆以险难擅入其国,以据其邑,则罪已明矣,何必以复入为恶哉?此《左氏》之说不通也。”[10]叶梦得批评《左氏》书“入”传例云:“若曰逆而立之,此止为君之辞,则许叔入许,齐小白入齐,国人皆未尝逆之也然皆书入也。若曰通君臣,则卫晋之入,《左氏》自以为卫人逆公子晋于邢,蔡季之入,《左氏》自以为蔡人召蔡季于陈,然皆不书入也。逆者不书入,不逆者书入,则何以为例乎?”[11]杜预把《左传》“凡例”抬得很高,视为“周公之遗制,并说“仲尼遵之以作《春秋》”,而“凡例”多与《春秋》相违,证明孔子作《春秋》并没有依据“凡例”,所谓“凡例”出于周公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吕大圭说:“《左氏》熟于事而《公》、《谷》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故熟于事而理不明;《公》、《谷》出于经生之手,故虽深于理而事多谬。”“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所谓好恶与圣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与经戾,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12]其说也是对的。《左氏》作为《春秋》的传,重在传事而不在传义,所以杜预抬高《左氏》传例,并依它来解《春秋》,当然会破绽百出,不得《春秋》要领。但是,唐、宋《春秋》学者对《左氏》传例的批评,多依《左氏》编年的体例。随其具体记载而发,表现出零散、不集中的特点,缺乏有系统的、理论性的概括。

 在唐、宋《春秋》学者中,不但大多否定《左氏》传例为周公、孔子作,也有否定其为左丘明所作的。在这方面,唐人啖助是个代表。他说:“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视《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13]认为《左氏》所载凡例、解经语之类皆孔门后人所附益。至清代,诸儒多从啖氏说。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即说:“《左氏》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可见凡例未必尽是《左氏》之文,有后人所附益而又未详考传中之事也。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孔疏云:‘《释例》曰:令孤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入曰复入。’孔疏云:‘《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侯朔,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14]明确提出《左氏》传例有“后人所附益”成分。皮锡瑞进一步指出:“《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在杜预之前”。[15]又云:《左氏》的卿卒与日食二例为“后人所附益。固无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郑、贾、颍已言例在前,则非杜预所创,特不当以旧例为周公所定耳。”[16]认为自汉代郑兴、贾徽等诸儒开始,《左氏》学者就效法《公》、《谷》二传创造传例。至于“凡例”究竟出自谁手,则不能肯定。杜预的《释例》是步汉人后尘之作,他的错误仅在于把“凡例”当作是周公制定的。

 最早推测“传例”是刘歆附益的,为清儒刘逢禄。他在《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条下说:“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辞,不可枚举。”[17]于“郑伯克段于鄢”条下说:“凡书曰之文皆歆所增益,或歆前已有之,则亦徒乱《左氏》文采,义非传《春秋》也。”[18]于庄公十七年“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条下说:刘歆强以《左传》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改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19]于《汉书·刘歆传》:“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条下说:“歆引《左氏》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始具,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非刘歆所附益之明证乎?”[20]但是,刘逢禄的考证皆由对《左传》文字自身的分析而来,属于内证,而缺乏外证,即没有其它文献作佐证。所以刘氏不敢遽下结论,而用疑问句作结,并提出自刘歆至贾逵等汉代《左氏》学者对传例皆有附益。

 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了刘逢禄的说法,十分肯定地断言《左传》传例皆刘歆伪作,云:“《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定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治。’杜注:‘泄治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21]康有为不仅断定传例为刘歆所伪作,更断言《左氏传》亦刘歆作,目的在篡《春秋》之统,并为王莽篡汉张目。

 刘、康说的出现,使关于《左传》传例的讨论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治丝愈棼、更加复杂化了。至此,对于《左传》传例的认识,于周公作、孔子作、左丘明作、汉代诸儒附益诸说之外,又添加了刘歆伪作说。但是,在上述诸说中虽以刘、康说一度影响最大,曾掀起学术界轩然大波,而也以这一说最经不住推敲。近人杨伯峻生先批评他们说:“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22]杨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现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左传》真伪的大讨论中,也出现了一次讨论《左氏》传例的热潮。其中有两位代表人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陈先生,一是杨向奎先生。陈先生撰《左氏春秋义例辨》,对《左氏传》中五十凡与二百多条义例的来源逐一考证,下的功夫很深,他将“义例”分为二十四类,认为十之八、九抄自《公羊》,其它则抄袭《谷梁》、《曲礼》、《国语》、《说苑》、《洪范五行》等文献。总的看来,其说虽不乏考证精详部分,但认为义例非《左氏》原文,则仍未摆脱唐、宋诸儒与刘逢禄、康有为说的影响。

 杨向奎先生于《左氏》传例作了精深研究,先后撰写《略论“五十凡”》、《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试论章太炎的经学与史学》等一系列论文,谈《左传》的义例问题。在《略论“五十凡”》一文中,杨先生认为《左传》凡例可分为三类:一是凡言“书”与“不书”之类,应为史官修史旧法;二是言“曰”言“为”者,为史官修史时之属辞;三是“凡……礼也”之类。因《经》、《传》记载很少,存而不论。要之,《左传》凡例“孔子不惟未本此而修史,抑尚不为《左传》所原有,当属后人之窜加者也。”[23]在这篇文章中,杨先生仍坚持认为《左传》“凡例”并非《左氏》原文,乃后人所窜入。但是,杨先生在继承清末经学大师廖平《春秋经说》与史学大师刘师培《周季诸子述〈左传〉考》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考证,从《史记》、《礼记》、《韩非子》、《战国策》、《尚书大传》、《说苑》、《新序》等战国与西汉早中期文献中摘录出诸书引《左传》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材料,计四十六条之多,然后修正了自己的意见,重新得出结论说:“《左传》之书法、凡例等,自《左传》撰述之初,即与各国策书之记事合编为《左氏春秋》,非出后人之窜加也。”[24]又说:“然书法、凡例与《左传》记事,固非同一来源。盖《左传》之记事本于各国策书、旧文,《左氏》作者取而编裁,再加上当时之礼俗禁忌等以成其所谓书法、凡例。至遂谓孔子本之而修经,则亦妄谈耳。”[25]杨先生的翔实考证,应该说已澄清了历代关于《左氏传》传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等的讨论。当然,杨先生的论证不是专门针对杜预“三体”说的,也没提及“三体”问题,但因“三体”包括在《左氏传》的义例中,是《左氏》义例、解经语的构成部分。所以,杨先生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就以实例否定了《左传》义例出于后人的附益说。至此,《左氏》义例出于周公、出于孔子,出于后人附益说全部都被否定了。但在今天,学术界对于《左氏》义例的讨论似乎重视不够,表现是在近年有关《左氏传》的著作中都不讲义例问题,致使某些青年学子仍受“三体五例”或后人附益说影响。故本文不揣冒昧,重提这一问题,以期引起学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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